汤奔阳

Friday, March 19, 2010

如何注册进去Google Group？

如果你的Email地址是 gmail 的，你不必看这个帖子。你可以直接用你的gmail地址看Google Group.

如果你没有gmail 地址，但是你被邀请去一个Google Group，我在这里详细地列出步骤。每一步，请点击这个箭头

示意的地方。

1）你收到邀请的email，请打开Email，点击箭头示意的地方。

2) 这个点击把你带到Google Group 的注册页。点击箭头示意的地方。

3）在这里你需要用你的email地址注册一个Google Group的帐号。点击箭头示意的地方（不必填写任何东西）。

4）这就把你带到详细的注册页。想好一个密码（最好记在一张纸上，以免忘了），并在两处password的地方填上你想好的密码。然后填上论坛用名Nickname，出生日期（可以假造），验证码（按图认字），最后点击箭头示意的地方

5）这就把你带到GoogleGroup 的页面，点击箭头示意的地方

6）你已经完成注册，可以在Google Group 上贴和查看。以后可以用你的非Google Email 和password 登录即可。

4a) 如果在第4步之后出现如下画面，很可能你已经用同样的email地址但不同的密码在Google注册过了。你需要重设密码。点击箭头示意的地方。然后查看你的email，找到相关链接重设密码。

Friday, August 07, 2009

他们上了共产党的船

他们上了共产党的船

汤奔阳

照片里的四个老人，都已经八十岁上下了。二〇〇九年八月的一天，他们在美国的洛杉矶相聚。他们都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：六十年前，他们上了共产党的船。

那是一九四九年。从北到南，国民党的军队兵败如山倒，一路上丢城弃寨。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，一路上攻城夺寨。共产党从共匪变成了政府，需要大量治理国家的人才。尤其是共产党大军已经逼近广东，急需懂广东方言的干部。

于是，香港的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了许多青年团体，吸引香港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参加，向他们灌输共产党的宣传。当时的中国，受到多年战乱的折磨，政府腐败无能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共产党要建立的富强、平等、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，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明灯，令很多香港青年向往不已。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月间，地下党把一批他们认为可靠的青年用船从香港偷渡到广东的解放区。

我的父亲汤洪泰和母亲梁杏洁（照片左起第一和第三者），参加了香港的蚂蚁歌咏团。歌咏团的团长是吴柏松。吴是解放军东江纵队派到香港的。另一对夫妇马驰（现名马国球）和李碧君（照片左起第二和第四者）则参加了香港煤气工会歌咏团。

马驰偷渡的最早，一九四九年八月就上船到了解放区。我母亲九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乘火车到新界大埔，在大埔上的船，在大鹏湾的王母上岸。当时王母是东江纵队控制的游击区。同船的还有同是蚂蚁歌咏团的方秉仪。方后来曾任深圳康佳电子公司(Konka)的第一任党委书记。

方秉仪是我父亲介绍进入蚂蚁歌咏团的。方秉仪上船到解放区之后，方的母亲向香港政府告发我父亲，说我父亲拐带她女儿。我父亲因此被香港政府通缉，在朋友家躲了几天。之后，我父亲和李碧君以及十几个香港青年，十月六日在香港新界落马洲上船，在宝安县的皇岗水围上岸，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，到达宝安县龙华的游击区。一路上夜里行军，一前一后，都有游击队的队员持枪护送。

我母亲后来随解放军进入广州，在广州市的青年文工团工作。马驰，李碧君和我父亲在宝安解放时随军进驻了宝安县城南头，成了宝安县共产党政权的第一批干部。马驰和李碧君都上过高中，是当时难得的“高级”知识分子，所以马驰被安排在县委书记马伦的办公室，李碧君则在县团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袁惠霞的办公室。袁惠霞曾经是香港小姐，下乡访贫问苦都带着钻石戒指，并且拒绝佩戴发给她的手枪，是当时共产党干部中的异数。我父亲一开始在宝安艺术宣传队，后来当了筹粮队长和征粮队长，带着武装下乡，跟地主富农索粮。

当时的政府官员生活都很清苦。国家对干部实行供给制，吃穿全部供给，不论官位高低，每月只发一圆港币，到后来是一万元南方劵（价值一圆港币）。男的通常用这一圆钱理发，女的用来买卫生纸。正因为这样平等的关系，这一批宝安早期的干部相处得非常和谐。如今，这些旧日的宝安干部年年都有聚会，大家对那段时期都有很亲切的回忆。

这些新政权的接受大员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初涉社会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。凭着一股对革命、对新中国的热情，用心努力地工作，对社会和政治的险恶缺乏了解。一九五二年，马驰有一次收到一封宝安边镇沙头角给县委书记的信，反映沙头角的土改斗争过左。书记不在，马驰顺手把信放在抽屉里，之后就忘记了。不料多日之后，县委书记马伦打开抽屉发现了这封信，怀疑马驰有意把信扣留。马伦在县干部会议上对马驰进行了批判。马驰一介书生，辩也辨不清楚。没多久，马驰和李碧君夫妇被调离了宝安边防区，之后一直在佛山及广州等地工作。新中国的蜜月期过后，政治运动连连不断。这些从香港过来参加革命的偷渡者，常常在运动中首当其冲，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过被关押，受审查，降职，被诬告特务间谍等等痛苦的经历。

待我父母亲退休时，国家有一个政策：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界，之前参加革命的，可以离休，之后参加革命的则是退休。因为相差了几天上共产党的船，我母亲离休，我父亲退休。有一次我父亲见到了当时东江纵队香港联络站支部书记曾伯豪（后来在广州海关工作），提起这事。曾伯豪写了一封信，证明他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就批准我父亲上船的。凭着这封信，我父亲后来得到了离休的待遇。同船的李碧君也因此办理了离休。

追随了共产党大半辈子的马驰和李碧君，后来移民美国，二十多年前与三个女儿一起在洛杉矶创办了美廉印刷厂。用李碧君的话，她当了老板娘的娘。我的父母亲则每年轮流在深圳、温哥华、洛杉矶的儿子处居住，共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乐趣。我问他们，当年上了共产党的船，有没有后悔？我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。一辈子的风风雨雨，大概是很难用后悔不后悔来概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