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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07, 2009

他们上了共产党的船


他们上了共产党的船



汤奔阳

照片里的四个老人,都已经八十岁上下了。二〇〇九年八月的一天,他们在美国的洛杉矶相聚。他们都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:六十年前,他们上了共产党的船。

那是一九四九年。从北到南,国民党的军队兵败如山倒,一路上丢城弃寨。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,一路上攻城夺寨。共产党从共匪变成了政府,需要大量治理国家的人才。尤其是共产党大军已经逼近广东,急需懂广东方言的干部。



于 是,香港的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了许多青年团体,吸引香港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参加,向他们灌输共产党的宣传。当时的中国,受到多年战乱的折磨,政府腐败无能,百 姓民不聊生。共产党要建立的富强、平等、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,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明灯,令很多香港青年向往不已。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月间,地下党把一批他们 认为可靠的青年用船从香港偷渡到广东的解放区。

我的父亲汤洪泰和母亲梁杏洁(照片左起第一和第三者),参加了香港的蚂蚁歌咏团。歌咏团的团长是吴柏松。吴是解放军东江纵队派到香港的。另一对夫妇马驰(现名马国球)和李碧君(照片左起第二和第四者)则参加了香港煤气工会歌咏团。

马驰偷渡的最早,一九四九年八月就上船到了解放区。我母亲九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乘火车到新界大埔,在大埔上的船,在大鹏湾的王母上岸。当时王母是东江纵队控制的游击区。同船的还有同是蚂蚁歌咏团的方秉仪。方后来曾任深圳康佳电子公司(Konka)的第一任党委书记。

方秉仪是我父亲介绍进入蚂蚁歌咏团的。方秉仪上船到解放区之后,方的母亲向香港政府告发我父亲,说我父亲拐带她女儿。我父亲因此被香港政府通缉,在朋友家躲了几天。之后,我父亲和李碧君以及十几个香港青年,十月六日在香港新界落马洲上船,在宝安县的皇岗水围上岸,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,到达宝安县龙华的游击区。一路上夜里行军,一前一后,都有游击队的队员持枪护送。


我母亲后来随解放军进入广州,在广州市的青年文工团工作。马驰,李碧君和我父亲在宝安解放时随军进驻了宝安县城南头,成了宝安县共产党政权的第一批干部。马驰
和李碧君都上过高中,是当时难得的“高级”知识分子,所以马驰被安排在县委书记马伦的办公室,李碧君则在县团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袁惠霞的办公室。袁惠霞曾经是香港小姐,下乡访贫问苦都带着钻石戒指,并且拒绝佩戴发给她的手枪,是当时共产党干部中的异数。我父亲一开始在宝安艺术宣传队,后来当了筹粮队长和征粮队长,带着武装下乡,跟地主富农索粮。

当 时的政府官员生活都很清苦。国家对干部实行供给制,吃穿全部供给,不论官位高低,每月只发一圆港币,到后来是一万元南方劵(价值一圆港币)。男的通常用这 一圆钱理发,女的用来买卫生纸。正因为这样平等的关系,这一批宝安早期的干部相处得非常和谐。如今,这些旧日的宝安干部年年都有聚会,大家对那段时期都有 很亲切的回忆。

这些新政权的接受大员,其实大部分都是初涉社会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。凭着一股对革命、对新中国的热情,用心努力地工作,对社会和政治的险恶缺乏了解。一九五二年,马驰
有一次收到一封宝安边镇沙头角给县委书记的信,反映沙头角的土改斗争过左。书记不在,马驰顺手把信放在抽屉里,之后就忘记了。不料多日之后,县委书记马伦打开抽屉发现了这封信,怀疑马驰有意把信扣留。马伦在县干部会议上对马驰进行了批判。马驰一介书生,辩也辨不清楚。没多久,马驰和李碧君夫妇被调离了宝安边防区,之后一直在佛山及广州等地工作。新中国的蜜月期过后,政治运动连连不断。这些从香港过来参加革命的偷渡者,常常在运动中首当其冲,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过被关押,受审查,降职,被诬告特务间谍等等痛苦的经历。

待 我父母亲退休时,国家有一个政策: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界,之前参加革命的,可以离休,之后参加革命的则是退休。因为相差了几天上共产党的船,我母亲离 休,我父亲退休。有一次我父亲见到了当时东江纵队香港联络站支部书记曾伯豪(后来在广州海关工作),提起这事。曾伯豪写了一封信,证明他是一九四九年九月 就批准我父亲上船的。凭着这封信,我父亲后来得到了离休的待遇。同船的李碧君也因此办理了离休。

追随了共产党大半辈子的马驰
和李碧君,后来移民美国,二十多年前与三个女儿一起在洛杉矶创办了美廉印刷厂。用李碧君的话,她当了老板娘的娘。我的父母亲则每年轮流在深圳、温哥华、洛杉矶的儿子处居住,共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乐趣。我问他们,当年上了共产党的船,有没有后悔?我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。一辈子的风风雨雨,大概是很难用后悔不后悔来概括的。

Wednesday, August 05, 20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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